一个村庄的变迁史，其实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缩影。解放初期，寿宁县仅几人或几十上百人居住的自然村就有900多个。这些自然村的历史多数都比较短暂，几十年上百年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随着人口的城镇化及青壮青年外出打工，在自然村居住的人口越来越少，目前已有400多个自然村消失在历史尘埃中。

　　远离尘嚣在寿宁西部最高峰之一王将尖(海拔1322米)的山脚下有一个小山村，因处在碑坑村西北那条小流域的上头，于是被称为碑坑头村。从史料中记载中表明，早在明朝时，碑坑头村就有人在此居住，建了五六座茅草屋，从那时至今有600多年历史。

　　碑坑头村现有26户126人，森木面积有6000多亩，粗湾、楼外坑、楼后等地保持着大片原始森林，林木种类有200多个。在清朝道光年间，吴氏始祖吴思兴(1820-1871)从碑坑村迁往碑坑头东坑头山场挖粿(蕨菜根)，住山寮，数年后在碑坑头购田建房，与其兄长吴思权一同开垦荒地，筑墙建屋，繁衍后代。

　　在明朝时期，寿宁银矿业发达，闽浙等地矿工们在碑坑头的山上开采银矿，留下30多个银坑洞。在粗湾山场的山岗上，有些银坑洞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，足见这里的地下埋藏着银矿。

　　在清朝时期，碑坑头村农田开垦已有一定的规模，约有500多亩，先民们在里拓荒狩猎，一些地主到此买了农田收租。至今保存的一份清康熙年间的“执照”见证当年胡、练两姓人家因田地纠纷的一段历史。

　　据说，当年庆元赤壁山村人练嘉庆向碑坑头胡氏购买农田山场，雇人种地。谁知胡氏人家不守信用，强横霸道，收取银子之后次年又将农田土地拿回去种植。练嘉庆忍无可忍，一怒之下，用大炭在宣纸上画了一张图形，拿着契约，告到了京城，结果惊动了康熙帝。康熙帝责成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省布政司、按察使司一同审理。纠纷案件最终得到判决，胡氏人家受到处理，碑坑头农田、山场归练嘉庆使用，规定每年交纳政府税银贰钱贰分陆厘。

　　我曾想，一件普通的民间纠纷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吗?或许是出现了人命案才会钦定三省联审，亦或纯粹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。从“执照”中可以看出，清朝中期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，也体现当时官府体察民谟，关心庶民百姓的疾苦。

　　碑坑头村现今保存土木结构民房12幢。王将峰两条山脉分支延伸到村中，似凤形。村人说，两条支脉中，一条是公的，一条是雏的，因此人丁兴旺。屋的布局也各有讲究，均为坐乾亥向巽已(西北向东南)，大门取艮寅延年或坤申生气方向，符合易学理论。因地处偏远，交通不便，早在民国期间，村民们苦于兵匪，曾多次遭受土匪洗劫，群众的猪、牛、羊等被抢走。

　　当年的祖辈们为何不选择搬迁到大地方去而来到这偏远的小山村?是不是很傻啊?小时候，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儿子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穷人在大地方怎么个活啊!在这深山里，遇到饥荒年代，春天可以采野菜、冬天可以挖蕨根，总不至于饿死吧。”是啊，在父亲的眼里，只要有山有水，就可生长万物，就是人类可以居住的好地方。有了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才让一代又一代的山民们得到生存，延续。

　　碑坑头村的土地是肥沃的，只要种下一粒葵花子，结出的葵花盘就有斗笠那样大;只要种下一粒南瓜子，结出的南瓜就似脸盆那般大……碑坑头村属于高山气候，非常适宜高山蔬菜种植。在改革开放之初，碑坑头村达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，荒山荒地得到开垦，人口增加到130多人。

　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随着花菇市场的萎缩，价格下跌，村民们陆续外出打工经商或开超市，居住在村里的群众越来越少，农田土地渐渐荒废了。2008年9月，随着村庄的最后2位老人——我的父亲与母亲离开了村子，从此再也没有村民在此长期居住，自然她就湮没在我的视线中。

　　碑坑头自然景观奇特，有众多的瀑布群，村对面的三角岩、葡萄石为世间少有。距村庄2里处还有明朝时期的一个山寨遗迹。